新加坡华语剧场如今已往专业化发展，诸如探讨社会、文化、政治、宗教、性别等议题的演出作品百花齐放。有些剧场想让戏剧贴近大众，而有些则朝前卫的小众市场发展。
文字：邓颖蕙 图片：必要剧场
文章摘选自《畅游行》杂志 2021 / ISSUE APRIL 新加坡 《华语剧场的独想》
网络艺文平台 Arts Republic 创办人，也是剧评人的任骏之表示，从形式上看来，一些剧场艺术家想让戏剧艺术易懂、好接触且接地气。像是专研原创剧的本地双语剧团“实践剧场”和“TOY 肥料厂”，会另创主流音乐剧如《天冷就回来》《搭错车》《881》等，吸引或培养观众前来看剧。
“但也有艺术家倾向挑战性演出，这些通常是一般观众较难懂的前卫作品。他们认为剧场已经是小众了，因此也无需迎合大众口味。”
娱乐至死 剧场式微
实际上，华语剧场于1920年至1970年代很热门，且具有强大的观众号召力。以儿童剧社1970年代的观众人数为例，一场观众可达3,400人，一部制作连演10场，便拥有超过35,000人次观看。
后来也许是大众娱乐形式越来越丰富，导致剧场影响力大不如前。人们不用出门，就可舒适地待在家中追剧、玩游戏，或以各式各样的廉价娱乐度过轻松时光，剧场自然不再成为首选。尽管如此，至今还是会有观众付费走进剧场。在这个表演空间，他们会发现不只有娱乐，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待思索。
“剧场普遍流行的议题是探讨或挑战社会上的规则，在批判思维上走得较前端。尤其在新加坡，大型媒体或电视台内容受限制，剧场反而是个提供多元声音的地方。还有很多有志之士留在剧场创作发声质疑或批判强权。” 任骏之说道。由此看来剧场是艺术创作，也是社会运动，让人知道观看事物的角度不只有一种。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本地华语剧团“戏剧盒”与英语“必要剧场”于2018年携手呈献原创剧《贱民》，以探讨新加坡的贫困、不平等和人性尊严的议题。在此之前，双方已演出探讨本地艺术家和国家间微妙关系的《宣言》，这是因为本土剧场艺术家始终逃不过文化干预的命运。
剧场下的文化干预
199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利用文化资本发展国家经济时虽放宽了审查制度，但依然会检视剧本，以及设置入场观看年龄限制分类，过滤一些当局认为不宜让观众吸收的敏感议题。
“政府资助艺术团体也成了变相的限制。虽然当局不一定会禁止具有批判性的戏剧演出，但是和相关团体商讨时，金钱筹码会略占上风。”
对剧团而言，目前在政府的审查和监控机制中，哪些内容（包括政治、同志课题等）触及底线还是灰色地带，因此大多艺术家们透过隐喻或反讽的表现手法替弱势者发声或批判社会不公。
一如“戏剧盒” 团员张英豪所说的：“社运分子与艺术家往往被国家机器刻板化成有害公共秩序的一群人，但是他们往往扮演的是民主制度理想中公民社会的好公民角色。”若是要形容这般情况，可以说剧团的角色更像是不同的乐器，在不同的时点，发出不同的声音，点缀着新加坡政府的独奏清唱，从而组合成优美的旋律。
剧评人 | 任骏之
热爱剧场，2009年成立网络艺文平台Arts Republic，通过活动资讯发布、访问与评论推广艺术。 2014年，他加入华语剧评平台“众观”成为剧评人，发表多篇剧评。
第一期回顾：狮城华语剧场——从前有部好戏
第二期回顾：狮城华语剧场——最好与最坏的时代
下期预告：狮城华语剧场——未来的想象
点此可订阅《畅游行》杂志2021/ ISSUE APR《看赏江西》，抢先阅读完整文章。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